“风水学”听起来很民间，“堪舆学”看上去很学术。

殊不知，在不同“马甲”间变换的同一样东西，竟会产生“迷信”与“科学”的大争辩，似乎一提及“风水”二字，社会上总免不了质疑与争论。

如同香港风水节目中总会使用这样的免责条款：“风水命理乃玄学，并非精妙科学，仅供观众参考”，本文所提的部分观点，的确也无法得到官方证实或证伪。在这里，也请允许记者套用这句“山寨”的免责条款：“仅供参考”。

 

风水与科学之间，暂且只能见仁见智。

有关“住”的文化

中国风水学的形成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早在原始社会，虽然没有风水学的说法，但因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人提出的生存挑战，又值农牧社会之故，当时的人们必须“择地而居”，选择“近水向阳”适宜人类繁衍栖息的地方。这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风水学的踪影开始见诸文字记载，如甲骨文中就有许多关于卜宅的记录。从后世发掘的大量甲骨文卜辞、《诗经》以及《尚书》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在商周时期就以将陆地区分为山、埠、丘、原、陵、冈等不同的地形地貌，将水域分为川、泉、河、涧、沼、泽、江、沱等，当时对大地的差异性有极为细致的分类，为日后的“相地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之后随着《周易》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盛行，开始建立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为主导的学术思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仅承袭了以往的“土宜”观念而且更加具体，同时开始有了“气”的观念。从《晋书》知“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当时有了“望气者”的说法，可见已有风水行业的专业工作者。

到了西汉时期，相地术更是盛行，开始出现“堪舆”的叫法。据司马迁《史记》载，汉武帝聚会占家，问某人可娶否，堪舆家说不可。此时的堪舆家精通天文地理，相地术也称为“形法”。在汉代还出现了《堪舆金匮》、《宫宅地形》、《移徙法》、《图宅术》等风水着作，标志着风水学在理论上有了初步的归纳和总结。

陈抟、邵雍、朱熹以及蔡元定等宋代着名易学家对风水进行了阐释和认定，一些风水着作相继出版，更是奠定了以江西形法派和福建理法派为主体的风水学理论体系。

上海“美名馆”的负责人，对姓名学和风水学均颇有研究的李佳霖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纵观历史，先秦是风水学说的孕育期，宋代是盛行时期，明清是泛滥时期。

李佳霖告诉记者，在唐朝和清朝均设有“司天监”，除负责观天象记天文外，还负责修建陵墓的工作，因此司天监里的官员必须懂风水。“可见，古时候那些有名的堪舆学家，大多数还都是朝廷命官。”

直到解放后，风水虽然仍然作为一种风俗继续存在，但其理论受到沉重打击，一度被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

李佳霖分析道，这是因为近几百年来，西方科学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占据了上风，以至于全世界形成了一边倒的格局，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科学深信不疑。

“另外，还有一些江湖术士混迹于风水行当中，以至于研究者良莠不齐、泥沙俱下，败坏了风水的名声。”李佳霖强调，“现在从事风水学、姓名学的人，其文化底蕴大大不如民国以前，原因在于：整个中国文化存在严重的断层，而现代人读与背的功夫又太少。”

李佳霖反复强调，风水是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风水是文化，与科学是两个不同的体系。现在，有些所谓学者为了让风水学更好地发展，将其解释为‘环境科学’，我认为，有些舍本逐末。”

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中国建筑风水专家翁经方则将风水文化进一步细分，“中国人讲衣食住行，风水就是关于‘住’的文化，不能全部都用科学去对比。”

世界风潮

李佳霖告诉《新民周刊》，他并不惊讶于新天地公司在伦敦的上市，“风水文化源于中国，但在17世纪以后，随着中国人走向世界，风水文化也走向世界，并在各地破土发芽、开花结果。”

据了解，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相关机构对风水文化认可度更高，即便特首也并不讳言看风水。在香港，一些大公司会频频请一些风水大师前来指点迷津，甚至给员工讲课。和内地不同，风水师在香港不仅只是社会活动家，更可以进入象牙塔，一些大学的进修部门都愿意聘请相关专家来讲课，向大学生传授这一独特的中国古典文化。

香港风水师则更是专业人士和演艺界人士的“混合体”。他们开班授课、出书育人、跨境“北上”，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的收入与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看齐。据报道，请苏民峰看房子和办公室风水，一套7500港元，麦玲玲则以每平方英尺10到12元港元起价，香港以外另议。

在日本和东南亚，也有许多专科大学建筑教授都在研究星相风水。东南亚着名的研究风水的专家、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地理学系尹弘基曾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上撰文说，“风水师为建筑物迹象地点的景观评级系统，它是中国古代地里选址与布局的艺术，不能按照将它简单的称为迷信或科学。”

西方社会同样如此。上世纪70年代后，除了东南亚、日本、韩国，欧美等地区也掀起了一场“研究”中国风水的热潮，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运用风水理论指导生活。

美国目前就有17所大学开设易经风水等专业，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学者都相继对此作了专题研究。在法国达飞轮船公司总部的大堂里，一整面墙壁都是一个巨大的室内鱼缸，相关人员介绍说，这与风水有关。

而一些老外认为，风水与外国的环境学类似，有一定道理。“房子通风开敞，住在里面的人神清气爽，事业家庭自然都顺吧！”

“可见，风水并不是亚洲人或者华人的专利。”李佳霖说，多元文化的繁荣已经让更多人开始对风水有了客观全面的认识。

其实，早在1985年，在时任地理系主任侯仁之的强力支持下，北京大学就曾正式开设了风水课。当时，由有着“中国第一风水学大师”之称的于希贤教授担任主讲人。

但由于中国大陆的政策环境与港台不同，大陆的风水公司一般比较低调，而风水公司的客户们也往往更加低调。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曾经受一家内资银行邀请为其看过风水，后在自己的博客中谈及此事，但被客户要求删除该内容。

所以当2008年，在新一轮的“风水热潮”中，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建筑与风水”课程时，尽管选修人数竟远远超过50至60人的平均水平，达到130余人，且70%以上为非建筑专业学生，但最终该课程被叫停。

由此可见，对“风水”是“迷信”，还是“科学”，人们始终没有统一的定论。

2010年，风水申遗的提出更曾引起长时间的质疑与争议。

有评论认为，一些与风水有关的意识中确实存在着反科学，甚至封建迷信的成分。但是，如果仔细论道的话，“风水”这一传承自中国传统文明的产物，却并非完全是毫无道理的糟粕。用“封建迷信”一语来概括，显然也有不加鉴识，全盘否定之嫌。

“既然人们不否认建筑、城市规划有着与自然调和以及与环境适应的天生需求的话，就不应否认风水存在的合理性。”翁经方表示，若没有因地制宜、坐北朝南、中轴对称、依山傍水、统筹规划等原则，我国建筑史上也不会出现布达拉宫、中山陵等天人合一的经典建筑，更不会出现气势宏伟的帝王宫殿与陵墓。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国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先后开设了与风水相关的课程，且多设在环境建筑系、哲学系和地理系等专业中。但一般这些研究较为理论，实践的内容则比较少。

翁经方在同济大学的EMBA班和研究生班中也开设了有关“建筑与风水”的课程，他的学员中有在读研究生，房地产、建筑行业的从业人员，甚至还包括了住建部等相关部门的人员。

“起初，我只是在城规学院建筑的古典文化中讲到风水，后来随着学生的需求越来越大，风水的内容也就讲得越来越多，以至于到了2006年前后，就在研讨班中独立设置了一门建筑与风水的课程。”翁经方回忆道。

实用至上

相比理论派，一些易学的研究者正在推动的“现代易学及其应用”学科建设，今年6月，在北京某高校就曾开办了一个关于“风水科学应用与人居环境策划专题研修班”，报名者很踊跃。类似内容的研修班，在一些商学院的总裁班、EMBA班中是相当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据了解，金融业是风水公司的主要大客户，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需求：一是在分行、支行的选址、设计、摆设方面；另一方面，是其私人银行部门作为增值服务部门，开办一些讲座普及风水知识。

而在制造业，翁经方说，邀请风水公司一般是在工厂选址方面，为避免火灾、人员伤亡，在江浙一带也是非常盛行。

如果说命理服务是对人的改造，那么，公司业务的大块：企业风水、家居风水，则是“再生”人们的生存环境，彭钟桦认为，“风水是一门独特的科学。”

“风水，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关于环境与建筑之间关系的知识和信仰。”在翁经方看来，若能正确理解风水，中国人就不存在信仰缺失的问题，“风水不仅是实用的知识，还反映了中国人的三个崇拜，即天地崇拜、山水崇拜和祖宗崇拜。”

同时，在长期的授课过程中，翁经方这样概括道，“风水之所以能保留几千年，是古人经过长期实践和思考后总结出来的。”所谓，医卜同源。翁经方更愿意将风水比作中医中的验方，“它是一门实践证明一切的学问。既然是要在实践中运用的东西就来不得半点虚假。你当古人都是傻瓜吗？用了不对，当然马上会进行修改。”

翁经方给记者举起例子：“我们常说，青龙（东方）爱干净，白虎（西方）不怕脏。在农村，每家每户都会将放肥料或者粪坑建在西方。这是因为，在我国春夏季节东南风较多。如果将其建在东面，一旦风吹过来，长期闻着这些浓重的异味肯定会影响健康。同时，到了冬天，即使吹西北风的情况较多，那时由于天冷，人们都会门窗紧闭。这个问题也就不用担心了。”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翁经方坦言，以建筑风水文化为例，它强调的建筑与自然及四周环境的和谐，与建筑生态学的步调是一致的。如果非要用科学的说法解释，一些传统风水的说法其实也有部分符合人类活动居住环境的自然科学。

比如，风水中住宅“卧室床上不能有梁”的说法，在自然科学的解释中，是过低、突起的屋顶造成的心理压力。

“我们经常说的穿堂煞从科学上的角度来讲也是有道理的。两边门窗直接通风，久了自然会引起感冒。”翁经方说，风水中还要避免路冲，“房子正对着马路，如果车子开过来直冲房门，会让人有产生不安全感。”

在翁经方看来，如今大学的学科设置受西方影响存在局限，即学科过于细分，“搞环境的不懂建筑，懂建筑的不懂环境。”

换句话说，如今的开放商应更早地在楼盘拿地、规划、开发的阶段全面融入风水理念，设计者在楼盘规划、住房设计中应自觉避免违反人居和环境和谐的各种弊端，营销者积极发掘和迎合购房者对风水实际需求，才可以整体提高相应建筑的物业价值。

“但就怕对风水一知半解！”翁经方直言不讳。

不过，在中国风水公司隐形的服务和隐形的客户追捧中，风水文化的商业价值已经得到凸显。

香港风水大师余自立在早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现在研究或讲授风水的人越来越多，各自的理论和修行不尽相同，但以讹传讹的亦大不乏人，真伪的确难辨。但风水实有别于迷信，传统上它是一门趋吉避凶、慎终追远的学问，而以时代来说，由于风水是讲地运时运，除具备独特的商业实用价值外，重点本应在于提醒人们必须求财以道，修心以德，正视“山地好不如心地好，岁久方知地有权”的古训。

同时，余自立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心：“由于商业机构越来越注重运用风水辅助企业发展、公司管理等，使得风水学的商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因而令术界中人过分神化风水道具而忽略堪舆学原理的本质。”

对于中国风水公司的发展方向，李佳霖认为应该会从简单的看风水，转为企业顾问的方向，而在规模上，可能会从单打独斗型向团队化发展。他的希望是将易学文化与商业地产等多个不同产业就和起来形成产业链，未来也可以以文化公司的方式像新天地集团一样寻求上市。

名人话风水

“我一生笃信风水，在盖我的香港总部长江集团中心的时候，我听从我的风水师的建议，长江集团中心要高过旁边的汇丰总行（179米），但要矮过另一旁的中银大厦（367米）。如果在中国银行及汇丰总行的最高点划一条斜线，长江集团中心就在这条斜线之下。”

——香港长江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嘉诚

“我到中国来的时候要租用中国的房子，我就要请风水师帮我看过我才敢用。不光中国，我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要开微软公司的分公司的时候，选择住房都要请风水师看，风水师不看过我不敢用这样的房子。” ——微软公司创始人、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别人和我讲科学，我却相信风水，而且我迷信风水。阿里巴巴设立7个分公司就是出于风水的考虑。我们在香港第一次租办公室的时候，我跑进去一看，我说不行，这个办公室位置很高，我说这个风水不好，前面那个公司一定关门了。一查前面关了6家公司，千万不要去。所以你搬公司的时候，你要查一下前面那家公司是不是不好。还有就是在任何城市，如果你在当地说我要建一个当地最高的大楼，这种公司都要倒霉，我统计了一下，这个企业的大楼是最高的，他一定是倒霉的。纽约的9·11是一个典型。”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CEO 马云

“你信风水和不信风水是不一样的，过去一直很‘顺’的人，他一般是不信的，遭遇过波折，感觉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他就相信。我现在肯定属于很信风水的人。”

——巨人网络CEO 史玉柱

“在我办公室的众多陈设中，我最钟爱这座大理石浮球——风水轮。我不仅相信风水，我还相信测字。‘娃哈哈’三个字其实就暗藏玄机：这个女字旁，说明娃哈哈公司里的女人多；土字多，是说公司的根扎得很深不会倒；然后娃哈哈三个字都是 9笔，为至尊之数，因此在中国是最大的，也是最强的。当然，口字比较多，娃哈哈受到的是非评论也多，甚至娃哈哈和达能公开决裂，官司全球开打。” ——娃哈哈集团主席宗庆后